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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9064沈从文: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-叶青梧

时间:2017年12月22日 | 作者 : admin | 分类 : 全部文章 | 浏览: 40次

沈从文: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-叶青梧
沈从文写道:“一切爱不是极其愚蠢,就是极其下流,故她把这些爱看得一钱不值了。真没有一个稍稍可爱的男子。她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,与成为公式的爱情。”张爱玲写道:“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,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,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,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”爱的匮乏就是生命力的匮乏,沈从文与张爱玲恰是一体两面。只是沈从文是平视而悲悯,他为此忧伤,为此茫然,而张爱玲是冷眼旁观,波澜不惊。
很多年前,在南边漂泊,我只带着这两个人的集子。张爱玲的小说是随手抽出来读两段,句句惊艳,而沈从文是要感受全篇的氛围。在读《如蕤》的时候,我仿佛听得到他轻轻的叹息。“民族衰老了,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,也不会再发生了。都市中所流行的,只是为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谣中伤,与为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杀诱捕。恋爱则只是一群阉鸡似的男子,各处扮演着丑角喜剧。”沈从文借这个完美的高贵的知性女子点明真正的爱情。“固执的热情,疯狂的爱,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,这爱情方是爱情!”这是如蕤所向往的爱情,也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爱情。但是在这个模式化的世界里,所有的人都已死掉,他为此焦虑,也为此忧戚。
都市里的人似被阉割了般,不如乡下人还保有自然的生命力。沈从文在这篇都市小说里只轻轻一点,并没有像劳伦斯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那样长篇巨制自然生命力所带来的蛮暴的热情。
一个贞静的女人,拒绝了所有向她献媚输诚的一群青年绅士,逃到一个小乡村后,却坦然尽一个粗卤的农夫,在冒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。骄傲的妇人厌倦轻视了一切柔情,却能在强暴中得到快感。
“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”,如蕤终于遇上一个同她一样骄傲的男子,她“看他的骄傲,如何消失到温柔雅致体贴亲切的友谊应对里”,然后离去了。眼里写了爱情,额上便刻了奴隶
有人说沈从文没有胡兰成聪明,他本可以凭着自己的清秀斯文和文坛名气,以教师为名去接近骄傲的对他看不上眼的张兆和,一边显示自己的渊博一边微笑着倾听,装出一副“懂得”来。女神张兆和也会像张爱玲一样“低到尘埃里去”。但是沈从文不是从情场历练过来的,他拥有一片赤子之心,他自我沉浸,所享受的也是这种燃烧的过程吧。只是,他烧死了自己,却始终没能点燃张兆和。
沈从文是乡下人,没读过几年书,当过土匪,当过兵,做过书记员,二十岁只身到北京,怀揣着一个文学梦,如打不死的小强坚韧地扎根在这势利的京城。他将住处命名为“窄而霉小斋”,有一次,郁达夫去看他,在寒冷的冬天,他因没有棉衣、棉被正裹着毯子坐在小斋里写作,手都冻僵了,肚子更是饿得咕咕叫。郁达夫流着泪把自己的羊毛围脖摘下来围在沈从文的肩上,再请他去吃饭,付了饭钱,又把余下的钱都给了他。
后来经过郁达夫、徐志摩的推荐,沈从文终于在胡适为校长的大学里谋了个教书的职位。这个“乡下人”第一次上课的情景至今还被传为趣谈:
第一次登台上课,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,准备的资料既充分又认真,足够他讲一个小时了。但是他抬眼望去,黑压压一片人头让他顿然慌了神,之前成竹在胸的讲义一扫而空,脑中一片空白,就这样呆呆地站了十分钟张兆艺微博。
之后他又用十分钟讲完了本来要讲一个小时的课王富曲,再次陷入窘迫。最终,他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道:“我第一次上课,见你们人多,怕了。”
学生们哄堂大笑……
而这堂课上恰有他的学生张兆和。
那么张兆和呢?
她出身富商之家,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,父亲张吉友拥有良田万顷,还结交了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虎贲铁军,投资教育事业,创办了乐益女中。张氏四姐妹更是个个争艳,知书达理。大小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小生顾传玠,后旅居美国;二小姐张允和,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夫人;四小姐张充和是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傅汉思教授的夫人。而三小姐就是张兆和了徐梦璇。四姐妹两黑两白,张兆和在学校里被人称为“黑牡丹”。
在学校里,聪明美丽的张兆和有很多追求者,那些追求者被编成“青蛙一号”“青蛙二号”“青蛙三号”……二姐张允和曾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“癞蛤蟆第十三号”。
沈从文是从文的,追求女生自然拿出他的长项,就是写情书。他的情书文字优美,感情真挚,可是哪里打动得了张兆和这位女神?
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,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,等到别人崇拜我,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,我不是一个首领,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,但我却愿意做奴隶,献上自己的心,给我爱的人。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,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,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
爱情把沈从文变成了奴隶,所谓情热的人大抵如此,他将一颗赤子之心全然奉上。不玩心机,毫无保留,甚至不知进退,难怪张充和为他写挽联“星斗其文长荣场站,赤子其人”。
艺术家需要激情,而爱情是迸发激情最好的泉源。他的文字恰来源于他的热情,过于冷静、过于理智、全然站在边沿上不敢投入的人是不会成为诗人的,也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。表面上看是沈从文在投入,谁又知道他其实也在索取,从他的幻想对象中源源不断地摄取灵感。他的好多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都是张兆和,比如翠翠,比如三三。
之后很多年,沈从文都称张兆和为“三三”。他说:“我这一辈子,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。”
在爱情中,沈从文成了诗人。
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
我见到你笑了,还找不出你的泪来。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,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,便想: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,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,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?
我是那么想着,最后便把那朵牵牛花上的露珠用舌舔干了。
怎么这人哪,不将我泪珠穿起?你必不会这样来怪我,我实在没有这种本领。我头发白的太多了,纵使我能不灭狂神,也找不到穿它的东西!
病渴的人,每日里身上疼痛,心中悲哀,你当真愿意不愿给渴了的人一点甘露喝?
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样,可怜路人的渴涸,济以茶汤。
恩惠将附在这路人心上,做好事的人将蒙福至于永远。
我日里要做工,没有空闲。在夜里得了休息时,便沿着山涧去找你。我不怕虎狼,也不怕伸着两把钳子来吓我的蝎子,只想在月下见你一面。
他是被感情紧紧地扼住了。张兆和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他对莲说,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,他只有两条路可走,一条是刻苦自己,使自己向上,这是一条积极的路,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。另一条有两条分支,一是自杀,一是,他说,说得含含糊糊,‘我不是说恐吓话……我总是的,总会出一口气的!’出什么气呢?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?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!我想了想,我不怕!”
有一次,他找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交谈,希望能获得其帮助。王华莲却并不同情他,可能是觉得沈从文简直是痴心妄想,便给他泼了一盆冷水:“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,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,照例都不回信;如果都要回信,她就没时间念书了。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……”沈从文像个孩子一样痛哭,也于事无补。
后来他又找到“爱情大使”胡适,胡适在做媒方面一向自负,便欣然答应帮沈从文解决难题。恰好张兆和也投诉到胡适这里来蒋门千金。
老师沈从文一封封情书寄来,学生张兆和不堪其扰,终于告到校长胡适这里来了王嫣芸。她把信拿出来给胡适看,还特别指出其中一句有猥亵之感,“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,还想得到你的身体”。胡校长认真地看了沈从文的信,接下来就做媒:“他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。”胡适的话让张兆和大吃一惊,随即回了一句:“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。”胡校长苦口婆心地讲起沈从文的好处来:“沈从文是个天才,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……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,人人应该帮助他,使他有发展的机会!”似乎他是天才我就得爱他,似乎他是天才,我就有义务帮助他,这讲的什么道理?张兆和觉得简直受了侮辱,冷硬地回击校长:“这样的人太多了,如果一一去应付,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。”弄得胡适也无话可说了。
或许是因为碰了一鼻子灰,接下来胡适给沈从文的信中写得很尖锐:“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,更不能了解你的爱,你错用情了……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(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杜暘,乃是妄人之言),我们要经得起成功,更要经得起失败。你千万要挣扎,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……此人太年轻,生活经验太少,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‘他们’一类,故能拒人自喜。你也不过是‘各个人’之一个而已。”
胡适眼中的大才在“小女子”那里成了倒霉的“各个人”之一,他很是不忿,把张兆和贬为“拒人自喜”的浅薄女子。但是沈从文哪里肯听校长大人的话,他仍旧青鸟传书,频频轰炸。
慢慢地,张兆和的心动摇了,“我虽不觉得他可爱,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。”
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,得了版税立刻买了几本精装的俄文小说去苏州拜访张兆和,她却恰好去了图书馆。沈从文以为她是避而不见,十分沮丧地回到旅馆。张兆和回来后,姐妹中最有主见的张允和怂恿她叫沈从文来家里一趟,但张兆和不知找什么理由。张允和就教了她一句说:“我们家小弟弟多,很好玩,你来玩吧。”张兆和见了沈从文就真的只说了这一句话,两个人其实是没话说的。张兆和对沈从文是从同情开始的,所以他们的感情是不对等的,至死,二人都不能投契。她解不了他内心的孤寂。
沈从文写文章很聪明,在爱情上却如他文章中的角色,懵懂,只是迷迷茫茫存着一片向往之情赫连鹏。他寻找外在的女神,却不是灵魂的知己,注定是悲剧。
沈从文离开苏州时叮嘱一句:“如爸爸同意,就早点让我知道,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张允和帮着沈从文向爸爸提亲,得到同意,她立即发电报,电报文只一个“允”字,既是同意,又是发电报人的名字,一语双关,可见张允和的聪慧和顽皮。而张兆和却怕这个乡下人看不懂姐姐的慧语,又偷偷地发了一封电报: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!”她是怕他着急,她对他并非无动于衷了,即使是同情,即使是对一个小兄弟的怜爱。
二人刚刚结婚,沈从文就要回湘西老家一趟。
他在老家给她写信:“我原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。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起后,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同你离开的人了。三三,想起你,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。我想打东西,骂粗话,让冷气吹冻自己全身。我明白我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。但不成,我得同你在一起,这心才能安静,事也才能做好!”
而张兆和也在蜜月的温情中,她亲昵地称他为二哥,还在信中担忧地说:“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,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?”
可是,现实问题接踵而来。
北京沦陷,南逃的沈从文多次写信让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南下,但张兆和以照顾孩子为由坚持留在北京,沈从文最终写信质问她:“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,还是爱我这个人?”
二人虽然最终团聚,但是因为出身、性格、趣味不同,摩擦也不断。沈从文为了收藏古董不惜花大价钱,还对朋友仗义疏财,张兆和却要为家计发愁,不由得气恼。
张兆和是务实的性子,安家过日子,尽妻子的本分,而沈从文诗人的心性却需要激情,需要浪漫,需要灵魂上的相知相惜。爱情是诗意的,而亲情终归流于平淡。
张兆和不能欣赏沈从文的才气,沈从文也不了解张兆和的本心。她不爱他,而他,爱的只是自己心中的一个幻影。
所以,他的心开始往婚外寻找安慰。

相爱莫如相知
诗人高青子出现在他的世界里。
高青子可以跟他谈论文学、谈论小说,又是他的粉丝——既满足了男人被崇拜的心理,又获得了相知的快感,沈从文能不欣悦?高青子是个极其聪慧的女子,有一次她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,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。沈从文见了不由飘飘然,如在梦中,因为这正是他如梦幻般的小说里的女主角的打扮。他看破了她的刻意,她也看破他看破了,虽然有些尴尬,但瞬间心领神会,两人越走越近。
他向妻子坦言,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。
他落着眼泪进了梁思成家,向好友林徽因倾诉,他认为爱自己的妻子与再对另一个爱慕自己的女子好并没有冲突,想“找个聪明的人帮忙整理一下他的苦恼或是‘横溢的情感’,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”,林徽因让他慧剑斩情丝。他却并没有斩断这份情缘,而是和高青子先后到了昆明,以致引起了浮言。沈从文的小说《看虹录》写的大概就是这段情缘。
小说写得非常隐晦,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,有多处隐喻,但隐约见出他与高青子的动向。一个男作家深夜会情人,窗外冰雪清凉,窗内炉火温馨,此情此景,两个心意相通的人放纵了自己。
后来,高青子退出,嫁给一名工程师。
但是,半个多世纪以后,张兆和还对此耿耿于怀。虽然没有离婚,这一事件却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裂痕。沈从文创作的小说《主妇》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,但是两个人始终没有温暖相对。据二姐张允和回忆:“1969年,沈从文下放前夕,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,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,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:‘这是她(张兆和,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)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’他把信举起来,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……接着就哭起来,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。”
沈从文越来越寂寞。
新时代里的人们越来越狂热,而沈从文还抱着他的理想主义不放,静静地独自审美,跟不上时代的步伐。大学生贴他的大字报,老朋友们也把他孤立起来,甚至他的家人,也不理解他。妻子张兆和很顺应时代,后来还当上了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。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,因此更懒得沟通。沈从文不在家里住了,他每天到张兆和那里吃晚饭,然后带上第二天的早饭和中饭回到自己的住处。在那些寒冷又漫长的冬天,沈从文一个人吃着冷馒头、凉菜,埋头研究学术。
难道她真的是只爱他写的信?不管怎样,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,沈从文依旧给张兆和写信,或许只是为了倾诉。他那“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”需要一个出口,给她写信就成了出口,不管她看不看陈道明冷眼图,懂不懂,他只要一吐为快。他写道:“小妈妈,你不用来信,我可有可无,凡事都这样,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,一切和我都已游离。”多么令人心痛的字句,“我可有可无”,像一个游离的单细胞,在呜呜的寒风中碎散。在社会中、在家庭中,他都没了地位、没了凭借。他对张兆和是卑微的,不用回信,只是仍旧作为他的一个“接收者”,他就满足了。
他的儿子也说:“(当时)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,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,你得个神经病,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!”而思想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是要被批斗、被隔离的。沈从文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扫厕所去了。
文革结束后,谈起这段经历极品御用闲人,沈从文像个无所适从的孩子一样哭起来。
直到沈从文去世,张兆和整理他的遗稿时周亚仙,她才后悔莫及,她说:“太晚了!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,不能发掘他、理解他,从各方面去帮助他或守鞠亚,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!悔之晚矣。”人生大抵如此,免不了龃龉,免不了矛盾,如果重新来过,也不过如此。或许,真是,爱不如懂。
沈从文说:“一切过去的种种,它的结局皆在把我推到你的身边和心边,你的一切过去也皆把我拉近你的身边和心边。我还要说的话不想让烛光听到,我将吹熄了这支蜡烛,在暗中向空虚去说!”他这一生果然是向空虚去说了,她从未听懂他对她的絮絮情语。
他的寂寞无人懂
沈从文是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,野性而天然。他的精神底蕴是自由主义加浪漫主义,骨子里固执,不愿跟风,所以与“新时代的红色文学风”不符。他又是矛盾的,外表谦和,内里坚硬,自卑又自负。晚年与人讲起文学创作,他说:“至于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,事实上没有发言权。我的书呢,五三年就烧掉了,再加上这多少年的变化,我在文学方面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,绝对没有发言权……大家都称我为作家的时候,我实际自己惭愧得很,我从来没有想当过作家,从来没感到过我是作家……我对文坛是完全隔膜的……”可是在早期,他给张兆和的信中又常常自夸:“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,说句公平话,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的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。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。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、播得远。我没有办法拒绝。”“《月下小景》不坏,用字顶得体,发展也好,铺叙也好。尤其是对话。人那么聪明!二十多岁写的,同《龙朱》一样全因为有你!”
或许是因为形势所迫,或许是骨子里有着对当下的蔑视,你们怎么读得懂我的小说?!你们读不懂,所以我不再写了。沈从文封笔,不仅仅出于形势所迫吧。
他只是觉得悲哀。
一向锐利的钱钟书对沈从文的评价可谓精准:“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、温和,他不想做的事你用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。”他与这个世界是不协调的,他与政治场里的一股股“风”更是不协调。
想当年,沈从文与郭沫若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。沈从文远离政治,拒绝进入任何团体,他说:“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,只相信智慧。”而郭沫若则热衷政治,是左翼文人。两个人互相看不上。沈从文在《论郭沫若》中说:“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、诗人上、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,加以尊敬和同情。在小说方面,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,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。”他认为郭沫若写的小说一无是处。
沈从文的认真为自己招来了祸患。1948年,左派文人领袖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发表《论反动文艺》,严厉地指责沈从文是“桃红色作家”,是反动文人,“存心不良,意在蛊惑读者,软化人们斗争情绪”。在特殊时代,这么大的帽子扣在沈从文的头上,他如何还能翻身。
沈从文在一个条幅上写下“封笔试纸”,从此棺材兽,他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绝缘了。这还没完,他任教的北大校园迅速贴出了“打倒沈从文”的标语。1949年1月,沈从文喃喃地说:“我应当休息了,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。我不毁也会疯去。”沈从文曾两度自杀未遂霍天都,人虽活着,艺术生命却从此枯竭了。后来张兆和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当时他压力很大,受刺激,赵敏芬心里紧张,觉得没有大希望。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,割脖子上的血管……当时,我们觉得他落后,拖后腿,一家人乱糟糟的。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……”
沈从文提出离开北大,他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。靠近郭沫若的文物局长王冶秋以为他只是来避避风,没有对他做安排,馆里有些人还说他是“鸳鸯蝴蝶派”,处处排挤他。他连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,就在午门楼上待了十年。零下10度的冬天,又不许烤火,他在上面转来转去地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,以极大的耐心和持久热情。可见,沈从文骨子里那股倔劲转换成了韧性,人生莫不如此,坚持!所以他说:“我呢,觉得十分自然平常。”
他在馆里鉴定、收藏文物,“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,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。看见好东西,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。自己先垫钱,再交给馆里”。
展览会上自愿当解说员,尽管内心凄苦,他还是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文物的历史等知识,有时候连小脚老太太来参观,也是他义务讲解。
他的学生汪曾祺曾感叹说:“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,沈先生不觉有什么‘丢份’。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,简直是得其所哉。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,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。”
老友萧乾也曾感叹过这种凄然:“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,恰好是他在解说k9064,拿一根讲解棍,非常认真。我看了很伤心,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,怎么让他干?我怕影响他,也怕伤害他,躲得远远的,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。”
一个天才艺术家在那样的时代如何煎熬度日?即使在之前,也是内心孤寂,他曾说:“我时常觉得异常寂寞。我需要几个朋友,那些老朋友却不同我谈话,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份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。”
他没有这样的朋友,之前是把张兆和当成一个出口,不停地写信;之后,他像个游魂一样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游荡。
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,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。从公务员而言,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,别的事通说不上。生活可怕的平板,不足念。
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,其实许多就不相熟。自以为熟习我的,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。一听到大家的笑声,我似乎和梦里一样。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,越说越远。关门时,独自站在午门城上,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……
现实生活的笑声对他如此遥远,他已经不在其间了,现实世界只是他的梦,而他的生活又在哪里?日子变得漫长,风景也变得伤感。
据说年老后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盯着电视发呆,一坐就是大半天,不言不语,与人无涉。
忽然有一天,他突然冒出一句话:“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!”
摘自《纸短情长》https://book.douban.com/subject/30283676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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